鲁迅与绍兴陶氏

周作人在《鲁迅的故家》书中写道:

且说这百草园是在什么地方?因为我们所说的是民国以前的事,所以这应当说是浙江的会稽县城内东陶坊,通称东昌坊口,门牌大概是三十四号吧,但在那时原是没有门牌的。

则周家故宅,原来又叫东陶坊,或曾有人于此制陶?抑贩陶?或曾有姓陶的名人或大族居之?或者竟不得而知了。

绍兴陶氏

绍兴实有陶姓之大族,其地曰陶堰村,陶成章故居在焉。

东汉永和间,会稽太守马臻详考农田水利,发动民众,筑堤兴修鉴湖,沿堤置堰。壅水爲埭曰堰。堰,也就是挡水的土堤。陶堰即古鉴湖二十八堰之一,因陶姓聚居其下,故名。

据说马臻主持修建的湖堤,长127里, 湖周长358里,上蓄洪水,下拒咸潮,旱则泄湖溉田,遂使山会平原良田九千余顷,旱涝保收,至今两千载,越人世承其利。

这位功德无量的马太守,后汉书无传。顺帝永和五年守会稽,因创湖之始,多淹冢宅,永和六年,为豪强所诬,遂下狱,最终被杀了头,下场是不好的。越人思其功,将遗骸由洛阳迁山阴,葬在鉴湖边,立庙为祀,至今不绝。则又令人有些安慰了。

今其墓尚存,在绍兴县亭山乡东跨湖桥畔。墓旁有庙。1982年修葺。

汉会稽太守马臻墓。

东汉之时居于堰下的陶姓从何而来,史籍不载。上古尧帝,号曰陶唐,故陶、唐二姓皆以尧为祖。但尧都在今山西临汾一带,而彼时的绍兴,称为百越,属于尚未开化的蛮夷地区。两个地方又天南地北,相去万里之遥,恐怕播迁不易。

又,范蠡相越王勾践,卧薪尝胆,十年生聚,终于报仇雪耻,遂灭吴。范蠡功成不居,携西施,泛五湖而去。后来经商致富,号陶朱公,亦为陶氏始祖。绍兴即越中,考东汉永和年间,去范蠡的时代不过五百年,若陶朱公还有后裔生活在那里,是不奇怪的。

不过这支陶姓后来转徙何处,已无从考悉。今天在此繁衍生息的陶姓,别有源头,乃是元代一位名叫陶岳的人。

陶岳,字宗杨。据绍兴《会稽陶氏族谱》:始迁祖瞸,元时由昌邑迁会稽砲湖堰南。则陶岳又名瞸,本是江西新建人氏,今新建县有昌邑乡,是他本来的故乡。

巧合的是,这江西省新建县,也即是我的故乡,只不过早几年撤县设区,改称南昌市新建区了。可见世界虽大,却总有些意想不到的缘分。

新建自然也还有陶姓。二十年前,我在新建二中读书,有位同学叫陶文正,恰好是昌邑的,当时和我玩得极好。印象最深的是有一阵子,每天一下课,我和他就从抽屉里各自掏出一张球拍,双双抢出教室,奔逸如风。其何为也?盖当时学校穷而且敝,设施缺乏,只有三张水泥砌的乒乓球台。虽然也不免破破烂烂,连球网都是地上捡几块砖搭的,然则跑得慢了,去得晚了,就只能排队围观,羡妒而已矣。

据传,陶岳从新建来到浙江,先到了萧山的冠山附近,又泛舟东下,入绍兴,出五云门,绕贲山,复东行三十里许,至陶堰,遂欣然曰:得之矣。乃诛茅结庐,定居其地。是为会稽陶氏一世。

考宋亦有陶岳,字舜咨,又字介立。永州祁阳人,著有《五代史补》、《荆湘近事》、《零陵总记》等。与陶氏始祖字宗扬者,并非一人,则甚了然。

陶岳迁居绍兴陶堰以后,至明代成化年间,六世孙陶怿中进士,读书之风蔚然以兴。据史料统计,明清两代,仅陶堰一村,计共出进士43人,举人112人,贡生83人。上至榜眼探花,下至会元解元,也曾出过兵部、吏部、礼部三位尚书,巡抚以下大小官员载于典籍者,浩而繁焉,不胜枚举。陶氏遂以此在绍兴昌大,支脉繁衍,播于越中。

所以说鲁迅故家所在的东陶坊,是因为有陶家人在那里住过才得名,是极有可能的。

會稽陶氏族譜三十二卷,今藏于日本东京的国立国会图书馆,不知道绍兴还另有藏本不?

陶堰村以外,绍兴又有陶赵岙。绍兴下属的诸暨市又有陶湖沿村,则又别有源流,跟陶堰村的陶岳一脉不同。

我的岳家即绍兴陶氏。妻的祖父,解放前后迁居南昌向塘,然后生岳丈兄妹四人。某日询岳丈,绍兴老家那地方叫什么?答云陶阁庄,查地图则无,可怪也。待详考之。

陶阿顺

提及鲁迅早年,最重大的事件莫过于其祖父周福清科场作弊案,鲁迅的故家以此败落。此事于鲁迅的人格形成,影响甚巨,盖学者之共识。

鲁迅的祖父周福清,同治十年(1871年)进士及第,钦点翰林院庶吉士。但福清恃才自傲,对上司多有不敬,因此仕途不畅,只做过几任小官。

光绪十八年(1892年),鲁迅十一岁,因鲁迅的曾祖母戴氏去世,福清丁母忧去职。戴氏就是周作人所记的九太太:

曾祖母通称九太太,以严正称,但那时已经很老,也看不出怎么。她于壬辰除夕去世,只差一天就是八十岁了。

…………

有时鲁迅便去和她开玩笑,假装跌跟斗倒在地上,老太太看见了便说:“阿呀,阿宝,衣裳弄脏了呀。”赶紧爬了起来,过了一会又假装跌了,要等她再说那两句话,从这个记忆说来,觉得她是一点都没有什么可怕的。

周作人,鲁迅的故家,二十二
周福清(1838年1月22日-1904年7月13日)

在绍兴居丧期间,周福清感到自己年纪已经大了,碌碌无为,仕途无望,遂决心扶持自己的儿子,亦即是鲁迅的父亲周凤仪,《鲁迅的故家》所谓伯宜公者。次年乡试,他得悉浙江考官是自己同科及第的同学殷汝璋,遂派人去行贿,请汝璋在考试时照顾自己的儿子。不料此事败露,周福清入狱,判斩监候。虽然庚子国变之后被赦免,侥幸逃了性命,但鲁迅一家早已因为各种营救关节而败落。

周伯宜本是纨绔子弟,举人没当上,秀才功名也被革除,羞愤交加,遂卧床一病不起。鲁迅因此常常奔走于当铺与中药铺之间,但伯宜终于不治,三十五岁就死了。父亲死时,鲁迅十四岁,周作人十岁,三弟建人七岁。

后来鲁迅回忆起少年,说:

我看用我去比外国的谁,是很难的,因为彼此的环境先不相同。契诃夫的想发财,是那时俄国的资本主义已发展了,而这时候,我正在封建社会里做少爷。看不起钱,也是那时的所谓“读书人家子弟”的通性。我的祖父是做官的,到父亲才穷下来,所以我其实是“破落户子弟”,不过我很感谢我父亲的穷下来(他不会赚钱),使我因此明白了许多事情。因为我自已是这样的出身,明白底细,所以别的破落户子弟的装腔作势,和暴发户子弟之自鸣风雅,给我一解剖,他们便弄得一败涂地,我好像一个“战士”了。

通讯13 致萧军

写了这许多,恐怕各位还是摸不着头绪,究竟这个陶阿顺是何人哉?

自古行贿者,必低调行事,不能大张旗鼓。周福清要贿赂老同学殷如璋,事先早已打听到殷的出行路线,自驾一船,在中途的苏州潜而伺之。等如璋官船一到,便派了一位可靠的贴身仆人前去送信。不用说,除了交待要办的事情以外,信里还夹了另外一张纸,上书“洋银一万元”,乃是事成之后,周福清许诺给殷如璋的好处费。

而这个前去送信的仆人,正是陶阿顺。

陶阿顺的来历不可考,盖身份卑贱,无人关注,不过一般是绍兴当地人。绍兴陶氏多出于陶堰,支脉极多,流布极广,或者陶阿顺也是其中的某房某支,可能性很大。

有文章说,陶阿顺原是个当佣工的粗人,且刚到周家不久。我是不太信的,如此重大的关节,岂能妄相托付,随便交给不靠谱的新人去办?周福清就算做官做得再差,亦断无是理。就算本有此说,想必也是为了撇清关系,又或者是为了解释事情何以办砸,否则未免显得太可笑。

总之,陶阿顺去送信,事情却没有办妥。此事败露之后,殷如璋为求自保,遂上交了材料,举报了周福清。周福清先是潜逃上海,后来搜捕日严,自觉难逃法办,遂投案自首。

据李国荣所撰《鲁迅祖父周福清科场舞弊案》,之所以败露,有三种说法:

一种说法:苏州知府王仁堪来到殷如璋船上,进行礼节性拜访。恰在这时,殷如璋的仆人递上一封信来,说是送信人在船下立等回信。因为按规定主考官在赴任路上不能接收任何亲朋好友的私人信件,以防说情作弊,殷如璋就装模作样地请王仁堪代拆。王仁堪打开信一看,脸色大变,令把送信人拿下。“殷见事已泄,亦拍案大怒,请将下书者严究,以明心迹,于是周遂被祸。”

第二种说法:陶阿顺把周福清的名帖、信函带上船。当时,殷如璋正和副主考周锡恩谈天,陶阿顺将信函递上后,殷如璋知道其中有物,不便拆开,便搁置桌旁,不在意的样子,让陶阿顺先回去。谁知陶阿顺粗俗无礼,当着众人的面说,此信关系银钱大事,怎么不当面给个回条?事情曝了光,殷如璋又气又恼,立即下令把信和人一同交给地方官府查办,他本人则保住了清白。

第三种说法:陶阿顺将周福清的信送到官船上,因船上官员吏役人来人往,殷如璋没有马上拆信,传话叫送信人稍候。陶阿顺在岸上等到不耐烦了,便大叫起来,惊动了船上众考官,殷如璋只好拆信,丑闻公之于众。

后面两种都太离奇。前面即以常理推过了,陶阿顺真这么蠢,周福清不太可能派他去办这么重要的事情。或以第一种说法为准。

周福清投案入狱,此案经光绪帝亲自过问,判“斩监候,秋后处决”。按照这个判例,则2020年山东爆发的几起高考顶替事件,较于大清律例,其处置可谓宽仁矣。时代进步,人道主义昌明,盖亦昭然可征。

后来经过周家的全力运作,到第二年秋审,周福清减刑,变成了“牢固监禁”。到光绪二十八年,庚子国变之后,被获准释放。周福清回到绍兴家中,其时伯宜已死,而周家也早就败落了。

陶阿顺在此案审理过程中曾有交代,在浙江受审时供称,“系周福清令伊投信”,但“信内何事,伊实不知”。此后有什么下场,则无与闻。大抵是终于沦为办事不力的粗夯货色,即便侥幸不死,也只能在周围人的鄙夷与笑骂声中,喑默而凄惨地度过余生了吧。

鲁迅在回忆往事的文字里,于这个大关节只是简单带过,到后来周作人写《鲁迅的故家》,事情的原委才为世人所知。周氏说这个跟班名字叫徐福,曹聚仁作《鲁迅评传》,因袭其名。现在的史家已经找到案件的档案,此人名叫陶阿顺,殆无疑义。

陶成章

相较于那些顽固守旧的所谓正人君子,鲁迅自然是倾向革命的。但因为怀疑主义的底色,鲁迅虽然对革命始终抱有同情,却不能全身心地投入其中。而后来三大头衔之一的革命家,无疑是因为领袖曾经盖棺论定,是以文艺界也无人敢稍作异想而置异词,迁延至今,遂为当代鲁迅研究的主旋律。此翁若在天有灵,自当敬谢不敏,固勿论焉。

1925年致许广平的信中,鲁迅写道:

但我自己知道,是不行的。凡做领导的人,一须勇猛,而我看事情太仔细,一仔细,即多疑虑,不易勇往直前,二须不惜用牺牲,而我最不愿使别人做牺牲(这其实还是革命以前的种种事情的刺激的结果),也就不能有大局面。所以,其结果,终于不外乎用空论来发牢骚,印一通书籍杂志。

鲁迅致许广平,1925年3月31日

可见对于革命与写文章办杂志的区别,鲁迅是极有自知之明的。“革命以前的种种事情的刺激”,则某些关于革命的灰色记忆与复杂观感,隐约可见,只是终究欲言又止。

秋瑾(1875年11月8日-1907年7月15日)

前些年,鲁迅和秋瑾的一则故事,曾引发了国内社区的一些争议。或根据日本人永田圭介所著的《秋瑾——竞雄女侠传》,说是在陈天华的追悼会上,因是否回国的分歧,秋瑾与鲁迅、许寿裳等人意见相左,秋瑾欲回国反清,而鲁、许否之。争论之中,秋瑾拔出所携的日本刀,厉声喝道:“投降满虏,卖友求荣。欺压汉人,吃我一刀。”

于是在某些人看来,倘非有其他同志在,鲁迅几不免血溅五步,被秋瑾当作卖友求荣的满清走狗,斩杀于当场。

鉴湖女侠英风壮节,慷慨豪迈,直欲压倒须眉,自然是可歌可泣。但某些人因她的杀身成仁,是真正的革命者,就想把鲁迅等人打成可耻的投降派,那也未免过于深文罗织了。

秋瑾的学生徐双韵,曾作文怀念乃师,题为《记秋瑾》,对同一事件也有近似的记载:

秋瑾发言,力主回国,词意激昂,随手从靴筒取出倭刀,插在讲台上说:“如有人回到祖国,投降满虏,卖友求荣,欺压汉人,吃我一刀。”

徐双韵:《记秋瑾》,《秋瑾史料》,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,第28页。

与永田圭介的说法略有小差,但表达的意思却截然不同。此文所载的秋瑾原话,显然是勉励归国的同志保持气节,坚决反清,万万不可投降,亦以矢志自明,绝非针对不回国的同志如鲁迅、许寿裳等。

这种解读,应当更合乎秋瑾的原意,否则也太狗血了。

鲁迅与秋瑾的性格可能确实天差地别。鲁迅对于自我牺牲,或竟尔鼓动别人去牺牲,一向是极为慎重甚至警觉的。反观秋瑾,喋血古轩亭口之际,尚吟着“秋风秋雨愁杀人”的诗句,诚所谓慷慨就义,视死如归,是典型的浪漫主义革命者。但这种差别却不能说明鲁迅胆怯懦弱,是投降派,斗争方式不同而已。甚至有人把小说《药》诬之为鲁迅对秋瑾怀恨在心,只能说用心险恶,欺负读过小说的人太少,心肠都坏透了。

而绍兴的革命党里头,比秋瑾激进且勇于任事者,亦不乏其人,比如光复会的陶成章。

光复会。光复会与同盟会的合流,而后分裂。

秋瑾与光复会。而鲁迅,而陶成章。

1926年,鲁迅为刘半农作《何典》后记,曾经忆及陶成章:

想起来已经有二十多年了,以革命为事的陶焕卿,穷得不堪,在上海自称会稽先生,教人催眠术以糊口。有一天他问我,可有什么药能使人一嗅便睡去的呢?我明知道他怕施术不验,求助于药物了。其实呢,在大众中试验催眠,本来是不容易成功的。我又不知道他所寻求的妙药,爱莫能助。两三月后,报章上就有投书(也许是广告)出现,说会稽先生不懂催眠术,以此欺人。清政府却比这干鸟人灵敏得多,所以通缉他的时候,有一联对句道:“著《中国权力史》,学日本催眠术。”

《何典》快要出版了,短序也已经迫近交卷的时候。夜雨潇潇地下着,提起笔,忽而又想到用麻绳做腰带的困苦的陶焕卿,还夹杂些和《何典》不相干的思想。但序文已经迫近了交卷的时候,只得写出来,而且还要印上去。

我并非将半农比附“乱党”,——现在的中华民国虽由革命造成,但许多中华民国国民,都仍以那时的革命者为乱党,是明明白白的,——不过说,在此时,使我回忆从前,念及几个朋友,并感到自己的依然无力而已。

鲁迅,为半农题记《何典》后,作

陶成章(1878年1月24日-1912年1月14日),字希道,即前文所述的绍兴陶堰人,焕卿是他的号。1902年,陶成章亡命日本,鲁迅恰在东京弘文书院留学。成章比鲁迅年长三岁,两人相识并结交,意气相投,遂成好友。

陶成章(1878年1月24日-1912年1月14日)

陶成章雄奇有胆略,以豪杰自命。1900年,他只身北上,谋刺慈溪太后于颐和园,事不果。于是游历满蒙,考其山川风土,希望能成就明太祖的伟业,直捣满清巢穴,驱除鞑虏,恢复中华。

章太炎1903年5月为邹容《革命军》作序,文中说:“同族相代,谓之革命;异族攘窃,谓之灭亡;改制同族,谓之革命;驱逐异族,谓之光复。今中国既灭亡于逆胡,所当谋者光复也,非革命云尔。”是以陶成章与章太炎、龚宝铨、徐锡麟等人结社,以推翻满清为已任,遂称为光复会。而其中的中流砥柱,核心人物,则毫无疑问,成章一人而已。

1912年1月14日,因养病,陶成章住在上海法租界的广慈医院,被陈其美派人刺杀,光复会遂分崩离析,一蹶不振。现在几乎可以确认,陈当时指派的刺客,则正是日后的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。

据陶的族叔陶冶公回忆,在日本期间,陶成章与鲁迅往来密切。陶成章是鲁迅寓所的常客,时与龚宝铨、陈子英等人登门造访,共相畅论。有时聊得太晚,就直接在鲁迅那里用餐,饭菜虽然简陋,但几个人都不以为意,聊得痛快,吃得有味。

陶成章既素有大志,为人又落拓豪迈,手段凌厉,重视事功。故章太炎每次开玩笑,常称之为焕强盗或焕皇帝。与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有分歧,言辞激烈,遇事力争,终于势成水火,横遭不测。

陶成章主导了光复会的各种章程,入会规定须有“盟证人、执法行刑人”,要求新入会者仿洪门三十六誓,在神位前跪誓。“第一誓诚心入会,不敢反悔,如有反悔,天诛地灭。第二誓入会以后,协力同心,不敢畏避,如有畏避,雷殛火烧。第三誓会中秘密,不敢漏泄,如有漏泄,身受千刀。第四誓祭旗起义,闻命必到,如有不到,命尽五殇。第五誓兄弟同心,如同手足,如生外心,身死五刑。”

则跟传统的洪门青帮,差别不大,也难怪鲁迅虽然与他交好,却不肯加入。陶成章曾把“正龙头”的票布送交鲁迅,放了几个月,鲁迅没签名,成章又笑着取回。或云,光复会若成其事,则成章为光武,而鲁迅为严子陵矣。

1906年,秋瑾回国。

1908年7月6日,徐锡麟在安庆刺杀安徽巡抚恩铭,因秋瑾与锡麟过从甚密,遂于7月14日被逮,次日凌晨就义。

1911年末,上海光复,光复会又乘势取下杭州,几天后,绍兴也随之光复,鲁迅亦率学生参与其事。光复会在江浙一带气势如虹。

1912年,成章遇刺,死。

1919年4月25日,鲁迅写小说《药》。

1921年12月,鲁迅写小说《阿Q正传》。

1926年的夏天,成章墓木已拱。鲁迅想起这位故友,或者也会想起当初坐在东京客寓,一起畅谈革命的情形。当时的他对于革命尚且夷犹不决,到如今,或者更觉得无话可说,但说他用麻绳做腰带,教人催眠术的困窘吧?滑稽而可笑,又透着爱重与亲切,而潇潇的夜雨,则让人嗅到空气里浮着的一种寂寞而虚无,并且有些感伤的气味。

陶璇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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