鲁迅照相集

查鲁迅照片,得搜狐映像志所辑鲁迅肖像全集,文末附注,其图文悉摘自黃喬生編著《俯首橫眉——魯迅先生身影錄》。因以此文为纲,补以遗漏者若干,并注明出处,兼顾鲁迅日记、书信之记录。顾予识浅而力微,未敢违迅翁以爱以诚之旨,妄称全集,惟冀查阅方便,后或随时补证。

名之曰鲁迅照相集,而非照片相片者,盖袭翁之旧称也。

日本留学

1902年2月,鲁迅由江南督练公度所派,以官费留学日本,始入东京弘文学院,学习日文。1909年6月归国。

1902年,浙江同乡会合影,摄于日本东京,第四排左起第十四人为鲁迅。
前照局部放大,中为鲁迅。
在弘文学院,1903年摄于东京。

鲁迅那首著名的绝句:灵台无计逃神矢,风雨如磐黯故园,寄意寒星荃不察,我以我血荐轩辕。即剪辫明志,拍了这张照片,然后题诗以赠许季黻。

此诗现存笔迹,是1931年鲁迅五十一岁重写。

据山东画报出版社2010年10月出版的老照片杂志,刊蒋世承撰《蒋抑卮与鲁迅的交往》一文,则鲁迅留日期间所摄的照片,半与抑卮有关。或云非抑卮,则青年鲁迅之形象无以传后世,亦无不可。

蒋抑卮(1874年-1940年11月18日)号鸿林,字一枝,以字行。抑卮生杭州,其家本绍兴人。自高祖始迁杭,营酒肆。至抑卮之父海筹,复开绸庄,办织造,业务遍覆中国各地,远销南洋,渐而跻杭州丝绸业巨商矣。

抑卮于1902年10月自费赴日本,欲入武备学堂学军事,后以体弱,改学经济。鲁迅、季黻与之周旋,或始于此。后创浙江潮,季黻为主编,鲁迅为主笔,抑卮出百金以成其事,是主其资也。

1904年,抑卮患耳疾,辍学归国。后承其家业,为浙江兴业银行常务董事,遂以银行家之地位立于沪。度蒋世承者,其裔孙也。

留日合影略考

鲁迅留日时合影。

前排左坐者或为抑卮,其右未审何人。后排立者,左季黻,右鲁迅,时鲁迅犹未蓄须。观抑卮面丰神旺,又异于1909年之病弱清癯。故其时当在1903年鲁迅剪辫之后,而1904年抑卮归国以前。

按1930年7月13日记:季巿及诗英来,并赠复制卅年前照相一枚,为明之、公侠、季巿及我四人,时在东京。

若即此照,则又无抑卮矣。

其一,明之

明之,按周作人回忆录,即邵镕。查网络资料,又名文镕,又字铭之,浙江绍兴陶堰人。当与邵力子同族。早年留学日本,后去北海道札幌,学铁路工程,归国后曾任沪杭甬铁路工程师。抗战后,明之迁上海霞飞坊居,与许广平、周建人为邻。

何炳棣娶明之女邵景洛,据何著《读史阅世六十年》载:

十月间得悉邵景洛全家已搬回绍兴陶堰老家,我更感忐忑不安,因为东南战局如何扩展很难预料。十二月初我搭轮船去宁波,经慈溪、余姚、上虞,渡曹娥,至陶堰,劝她父亲邵文镕(铭之,1877-1942,早睡在北海道札幌工专习铁路工程,曾任沪杭甬铁路工程师,后在苏北东台经营棉业,与鲁迅为生死不渝之交)先生最好全家先搬到上海租界,然后再做长期打算。果然此行不虚,开年景洛全家都迁到上海,住霞飞坊,成为鲁迅夫人许广平和周建人先生的近邻。1938年春季景洛在暨南大学借读,1939年初完成了清华文学士的学位,比我学位的完成仅迟了一学期。

何炳棣,读史阅世六十年,第127页,第八章。
前书插图,左为明之女邵景洛,1938年春摄于上海;右为何炳棣,1937年秋摄于上海。明之今无他照传于世。

明之无功业文章垂后世,则网络资料所云,大抵出于此书。炳棣既其婿,所记当不误。而所谓抗战后迁居上海事,实在1937年开年后,不可不察。明之1940年死,抗战后固不存世。

许季黻作《亡友鲁迅印象记》,许广平是季黻的学生,受师命写了一篇后记,文中说:

他们两位(指鲁迅与许寿裳)是知交,个性却大不相同。闲尝体察,他们在侃侃畅谈的时候,也会见解略异。首先必是鲁迅先生绷起面孔沉默着。但过不多时,彼此又水乳交融,毫无隔阂地谈起来了。不但和许先生如此,有时遇见别的老友齐寿山邵铭之先生等也会有此情状的。奇怪的是齐、邵先生等也和许先生一样,稍稍沉默之后又欢快地交谈了。鲁迅先生时常坚信地说:“季茀他们对于我的行动,尽管未必一起去做,但总是无条件地承认我所做的都对。”

则明之与鲁迅的交情,与齐寿山差不多,仅次于季黻而已。季黻亦云:吾友邵铭之听他的谈话,曾当面评为“毒奇”。鲁迅对这“毒奇”的二字评,也笑笑首肯的。

这是好友之间才有的无所顾忌。

其二,公侠

公侠,据日记、书信所载,当为陈公侠,即陈仪。

陈仪(1883年5月3日-1950年6月18日),幼名毅,改名仪。字公侠,后改字公洽,自号退素。浙江绍兴人。1902年留学日本,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。期间曾入光复会,与鲁迅、季黻共相周旋,三人既为绍兴同里,又同年齿,故常同行。1944年起,陈仪主政台湾,许季黻以故交,乃应其邀约,于1946年抵台湾者,皆以此。陈公侠后来下场固无足论,但其去后,季黻无所援护,遂于1948年2月18日殒身于台湾客寓。季黻诚笃君子,死于非命,良可伤悼。

或云前排坐于左者为公侠,考其生平所留影,未尝戴眼镜,或当以右坐者为是。度其后来从政,眉目少变,但加胖大也。

陈仪,当摄于1944年至1949年之间

按鲁迅之叙先后左右,先明之、公侠,后季黻及我。既季黻之记于前而居于左,我之记于后而居于右,则亦当明之左而公侠右,次第存焉。

考鲁迅日记,1912年初至教育部时,即有陈公侠记录,颇寥寥,年或二三笔,但未尝间断耳。

1926年,鲁迅居厦门,与许广平两地书中亦屡及公侠,但称其名而已。时国民革命军方北伐,仪在孙传芳麾下掌一军,反戈欲入浙。其进展如何,颇为鲁迅关心。

11月9日书:昨天又听到一消息,说陈仪入浙后,也独立了,这使我很高兴,但今天无续得之消息,必须再过几天,才能知道真假。

12月22日,陈仪为孙传芳所袭,捕送南京。以蒋方震救,方免于死。孙败后任江北宣抚使,收孙残部,遂为已用。复以浙人之故,为蒋公所重。

公侠既为党国要员,国民党官方亦目鲁迅为附匪作家,双方因意识形态之局限,各相隐讳,其交谊遂不甚昭然。

如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四卷本《鲁迅年谱》,素被推重为鲁迅年谱中“规模最大、内容最为完备的一种”,其正文、注释、人名索引中,皆隐陈仪之名。又中华书局2002年版《中华民国史料丛稿·民国人物传》中,有陈仪小传,但提及其与徐锡麟、秋瑾、蔡元培等相熟,并不及与鲁迅、季黻周旋事。

据公侠之女陈文瑛所撰回忆录,鲁迅死,陈仪时任福建省主席,即电告蒋介石,议行国葬,蒋未从。


1904年8月,鲁迅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。

1903年在东京,与弘文学院同学合影,后排左起第一人为鲁迅。日本东北大学(前身即鲁迅就读的仙台医专)网站,此照是鲁迅就读本校时,与同住在宫川家的同学的合影留念,摄于1905年。
1904年,与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同学合影,最左立者为鲁迅。
仙台博物馆,鲁迅纪念碑。

现存鲁迅书信之最先者,即1904年10月8日致蒋抑卮书,其末云“抑卮长兄大人进步。弟树人言八月二十九日”,盖当时兄事之也。

1906年3月,鲁迅自仙台医科专门学校退学,告季黻曰:“我决计要学文艺了,中国的呆子,坏呆子岂是医学所能治疗的么?”

与蒋抑卮合影

1909年,抑卮以耳疾复发,再赴东京就医,与鲁迅、季黻等往来频密。鲁迅所传留日时照片,多摄于此时。鲁迅与启孟兄弟译《域外小说集》,微抑卮之资, 或无以印行之。

中卧病缠头者抑卮,顾看者或其夫人孔继莼女士。右鲁迅,左季黻,左后似黄克强者,未审何人。
同前照。
自上而下,季黻,抑卮,鲁迅。
今所传鲁迅单人照者,实取于此而削饰以成也。

此三张照片并由东京江木照相馆拍摄,照片上标有 William’s 字样。此外有“东京神田”四字,标明照相馆所在地。

归国

鲁迅本来打算到欧洲留学,学习德文,因为那时德国介绍外国文学广泛而迅捷,鲁迅所看的东欧、俄国文学作品,很多是德文译本。但现实已不允许他实现这个梦想。1925年,鲁迅在应《阿Q正传》俄译者王希礼之请所写《著者自叙传略》中说:“因为我的母亲和几个别的人很希望我有经济上的帮助,我便回到中国来;这时我是二十九岁。”

几个别的人,当指二弟周作人及其妻羽太信子。

回国后留影,1909年摄于杭州。

鲁迅回国后,任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化学、生理学教员,兼日本植物学教师的翻译。这张照片由杭州“二我轩”照相馆拍摄。鲁迅的同事许寿裳回忆:鲁迅“初到时,仍着学生制服;或穿西装。彼时他摄有照片:西装内着一件雪白的立领衬衣,戴领带,短发短髭,眼神炯炯,英气勃发。” 照片上标有Ne-Ngo-Sheng, Hongchow。

1909年摄于杭州。此照亦疑为前照之美化版本。

鲁迅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编写了《化学讲义》、《人生象斅》、《生理讲义》等教材。《人生象斅》长达11万字,其附录《生理实验术要略》后经修订,发表于1914年10月4日杭州《教育周报》第55期。同事夏丏尊回忆:“周先生很严肃,平时是不大露笑容的,他的笑必在诙谐的时候。他对于官吏似乎特别憎恶,常摹拟官场的习气,引人发笑。”

1909年冬摄于杭州湖州会馆,前排右起第三人为鲁迅。

由于不满于杭州两级师范学堂的恶劣风气,1910年8月,鲁迅回到家乡,任绍兴府中学堂监学(教务长)兼生理学教员。他注重学生的课外活动,设法增加他们外出游览增长见识的机会。这张照片是他带领学生游览禹陵时在百步禁阶上所摄。

1911年,绍兴府中学堂春季旅行时在禹陵留影
此前照之局部放大也。

北京

1912年,以许季黻之荐,蔡元培任命,鲁迅赴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任职。袁世凯就职临时大总统之后,5月,随教育部迁北京,历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1科科长、教育部佥事。

今所存鲁迅日记,即自本年5月5日抵天津始。

周家合影居中者考

此照片为周家合影,当在绍兴故宅。

周海婴《我与鲁迅七十年》尝言及之,前排左起羽太芳子,鲁瑞老太太,信子,信子怀中小儿当是丰一。后排左建人,右作人,独不及居中者谁是,其容貌非鲁迅则甚明。

1913年,周家合影,当在绍兴。

按1912年5月23日记:下午得二弟信,十四日发,云望日往申迎羽太兄弟。又得三弟信,云二弟妇于十六日下午七时二十分娩一男子,大小均极安好,可喜。其信十七日发。晚寄二弟信。

5月30日记:晚得二弟、三弟信,廿六日发。

则周作人于5月望日往上海迎羽太信子之兄重久,并其妹芳子,返绍兴则不迟于26日也。

9月27日记:晴。下午收二十二日《民兴报》一分。得二弟所寄小包,内全家写真一枚,又二弟妇抱丰丸写真一枚,我之旧写真三枚,袜子两双,德文《植物采集法》一册,十四日付邮。

以丰一之幼小,当即此日所收之写真也。

又据周建人回忆:

早在辛亥革命前后,他携带家眷回国居住绍兴时,他们夫妇间有过一次争吵,结果女方歇斯底里症大发作,周作人发愣,而他的郎舅、小姨都指着他破口大骂,从此,他不敢再有丝毫的“得罪”。

或出自周建人口述《鲁迅故家的败落》,待考证

郎舅即重久,小姨就是后来与建人成婚的羽太芳子,其时当并在绍兴故家无误。信子脾气不好,有时歇斯底里当亦属实,周作人夫妇争吵,重久、芳子维护信子,亦属正常。但是否破口大骂,其程度如何,尚未可全信。若狂悖太甚,则建人早当敬而远之,何至于后来结婚且同育三子哉?

是以按周家当时人口,此居中者必重久也。考信子1888年生,作人1885年生,重久为信子、芳子令兄,年未必长于作人,固因所谓舅氏,故居中以尊之。

1914年4月9日记:上午得羽太重久葉書,二日发,已入市川炮兵第十六联队第四中队。

则1914年重久已返日本并入伍矣。此后重久与鲁迅常有书信往还。1919年迁居八道湾新宅,重久亦自东京来贺。

1919年8月10日记:昙。星期休息。午后二弟、二弟妇、丰、谧、蒙及重久君自东京来,寓间壁王宅内。

1923年,周氏兄弟决裂。1924年6月24日,鲁迅回八道湾取书及器物,为周作人夫妇所辱,记其事曰: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,比进西厢,启孟及其妻突出骂詈殴打,又以电话招重久及张凤举、徐耀辰来,其妻向之述我罪状,多秽语,凡捏造未圆处,则启孟救正之,然终取书、器而出。

以电话招重久,则重久当时犹在北京。虽然,重久犹未轻绝于鲁迅。

1925年8月1日记:得重久君信,二十六日东京发。

则是时已返日也。1929年犹记重久信,其后音问遂绝。

今传周作人结婚照,右有男子风仪甚都,观之似非重久,未审孰是?此照当非全貌,乃局部也,待详考。

教育部旧照

考鲁迅在教育部,与同事交情最笃者,多浙人。许季黻固生平死友,若齐寿山,则季黻之亚也,次则许季上、陈师曾,再次有钱稻孙、蔡谷青、刘立青辈。今季黻、师曾之像犹传,而寿山、季上弗考矣。

许寿裳(1883年2月4日-1948年2月18日),字季茀,又写作季黻;季巿;季芾,并同音。
陈师曾(1876年3月2日-1923年9月17日),名衡恪,字师曾,以字行。

1914年5月20日记:下午四时半儿童艺术展览会闭会,会员合摄一影。

全国儿童艺术展览会会员合影,摄于北京教育部,后排右起第三人为鲁迅。

1915年1月5日记:晴。午前全部人员摄景。

1915年1月摄于北京,与教育部全体部员摄影留念,后排左起第三人为鲁迅。

上有部员名录,惜分辨率太低,不可辨识。

1917年1月26日记:晴。上午赴京师图书馆开馆式。师曾赠自作画一枚。

1917年1月26日,京师图书馆开馆纪念合影,摄于北京。第二排左起第五人为鲁迅。

1918年1月13日记:又至北京大学访遐卿,并赴浙江第五中学同学会,有照相、茶话等,六时归寓。

1918年1月13日,与浙江绍兴中学校旅京同学会合影,摄于北京大学二院。第三排左起第二人为鲁迅,第四人或为周作人。

新青年以后

1918年,鲁迅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《狂人日记》,自此改变了以往固定的生活方式,与文艺界人士的交往亦随之增多。

1922年日记于抗日战争期间遗失,有许季黻抄本数则。

1922年5月23日摄于北京,在北京世界语会合影。前排左起第三人当为周作人,第六人为鲁迅。

1923年4月15日记:晴,风。星期休息。上午寄周嘉谟君信。午丸山招饮,与爱罗及二弟同往中央饭店,同席又有藤冢、竹田、耀辰、凤举,共八人。

1923年4月15日摄于北京,与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(前排左三)等合影。前排左起第一人为周作人,第二人为鲁迅。

1925年5月28日记:二十八日 昙。午后往容光照相。6月6日复记:晚往容光取照相。

为《阿Q正传》俄译本所摄,1925年5月28日摄于北京。

此照片有怒目而斜视者,固非原照,不可不辨。盖宵小之徒曲意窜改,以害鲁迅之形象也。

7月4日记:午后往中央公园,在同生照相二枚。

为《阿Q正传》英译本所摄,1925年7月4日摄于北京。
同前

应《阿Q正传》英文本译者梁社乾之请,鲁迅拍摄了这两帧照片。梁社乾在翻译过程中,得到鲁迅的帮助。梁译《阿Q正传》于1926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。

1926年12月11日记:收梁社乾所寄赠英译《阿Q正传》六本。

但译本并未收入鲁迅照片。

1926年1月13日记:昙。上午赴女师大校长欢迎会。得季野信。夜静农来,交以《莽原》稿并印费六十。往女师大纪念会。

1926年1月13日,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欢迎易寅村校长大会后摄影,第一排左起第六人为鲁迅。
前照之局部放大

厦门

1926年8月26日,鲁迅因厌倦北京的各种纠纷,遂偕许广平南下。29日抵上海,与许广平别。9月2日发上海,4日抵厦门。

9月7日,鲁迅致季黻信,曰:此地风景极佳,但食物极劣,语言一字不懂,学生止四百人,寄宿舍中有京调及胡琴声,令人聆之气闷。

不料一点好印象也迅速破灭。厦门大学人事复杂,林语堂虽主事,却摇摆不定,了无主见,眼看不能成事。月薪虽高,对待教授却极散漫,兼地处荒僻,生活不便,令鲁迅很快就生了去意。

9月20日致许广平信,中云:此地不但交通不便,招考极严,寄宿舍也只容四百人,四面是荒地,无屋可租,即使有人要来,也无处可住,而学校当局还想本校发达,真是梦想。

10月23日致许广平,复云:

我新近想到了一句话,可以形容这学校的,是”硬将一排洋房,摆在荒岛的海边上”。然而虽是这样的地方,人物却各式俱有,正如一滴水,用显微镜看,也是一个大世界。其中有一班”妾妇”们,上面已经说过了。还有希望得爱,以九元一盒的糖果恭送女教员的老外国教授;有和著名的美人结婚,三月复离的青年教授;有以异性为玩艺儿,每年一定和一个人往来,先引之而终拒之的密斯先生;有打听糖果所在,群往吃之的无耻之徒……。世事大概差不多,地的繁华和荒僻,人的多少,都没有多大关系。

1926年10月23日,致许广平,两地书第六十

11月2日记:晴。上午寄广平信。下午得王衡信,十月廿四日发,并照相。今无此日照片,细味之,当为王衡信中所附照片。

11月17日记:下午校中教职员照相毕开恳亲会,终至林玉霖妄语,缪子才痛斥。夜大风。

1926年11月17日,与厦门大学教职员合影,摄于厦门大学。第四排右起第一人为鲁迅。

至12月,已确定辞职,与林语堂及校方几番交涉,终于脱身。

鲁迅殁后,林语堂作《鲁迅之死》以悼之,中亦云:我請魯迅至廈門大學,遭同事擺布追逐,至三易其廚。吾嘗見魯迅開罐頭在火酒爐上,以火腿煮水度日,是吾失地主之誼。而魯迅對我絕無怨言,是魯迅之知我。

1927年1月2日,鲁迅已辞去厦大教职,致许广平书云:今天照了一个照相,是在草木丛中,坐在一个洋灰的坟的祭桌上,像一个皇帝,不知照得好否,要后天才知道。

同日日记亦云:下午照相。

1月2日,与林语堂及泱泱社青年合影摄于南普陀,左起第二卓治、第三是林语堂,第四为鲁迅)
“我坐在厦门的坟中间”,1927年1月2日摄于厦门。

此照片据题款,是赠给章廷谦的。照片上标有:The China Studio, Amoy(厦门中国照相馆)。后来这张照片也用在杂文集《坟》中。

章廷谦,字矛尘,笔名川岛。1922年于北大毕业,留校。因参与发起和编辑《语》,与鲁迅、周作人来往甚密。1924年6月24日,鲁迅回八道湾取书及器物,与周作人夫妇发生争执,为在场目击者之一。羽太信子说鲁迅在她的卧室窗下听房,所告诉者,即此君也。

1926年秋,章氏应厦大聘书,传言鲁迅欲离厦大去,因逡巡久之,与鲁迅书信往还频密,沟通此事。至12月,终赴厦门,任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出版部干事。越明年,去职赴杭州。


1月5日致许广平书,复云:这几天,“名人”做得太苦了,赴了几处送别会,都要演说,照相。

1月日3日至5日之间,厦大浙江同乡会欢送鲁迅先生赴粤合影,第二排左起第七人为鲁迅。

广州

1927年1月中旬,鲁迅到达广州,任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。

3月1日记:午中山大学行开学典礼,演说一分钟,下午照相。

8月19日记:下午同春才、立峨,广平往西关图明馆照像,又自照一像,出至在山茶店饮茗。

前排左为廖立峨,后排右为何春才。

廖立峨,广东兴宁人,原是厦大学生。一度对鲁迅表示十分敬佩,与鲁迅过从甚密。后来鲁迅到广州中山大学,他也转学到广州,何春才是他的同乡,经他介绍与鲁迅来往。鲁迅于1927年9月27日离广州,廖亦至码头送别。鲁迅抵上海后不久,廖立峨于1928年初复至上海造访鲁迅,还带了女朋友。他说没有地方可去,遂留宿于鲁迅景云里寓中。

鲁迅在1932年的《三闲集序言》中写道:这时候,有一个从广东自云避祸逃来,而寄住在我的寓里的廖君,也终于忿忿的对我说道:“我的朋友都看不起我,不和我来往了,说我和这样的人住在一处。”

即指此廖也。

廖对外自称鲁迅的“义子”,到1928年,“革命文学论争”发生,他的同学、熟人大多倾向创造社、太阳社,他感到鲁迅有些孤立,于是决定离开鲁迅返回广州,临走,还对鲁迅说,“人家说我跟这样的人住在一起”。

1928年8月24日,鲁迅日记载:立峨回去,索去泉一百二十,并攫去衣被器十余事。

没有路费,鲁迅只好资助他120大洋,这不是个小数目;又说没有衣被用具,鲁迅也只能无奈相助。一索一攫,实不齿也。

在广州时所摄,1927年8月19日摄于广州。

1927年9月22日致台静农、李霁野信:附上四张照相,是一月前照的,R女士如要,请交去。如已无用,便中希送西三条寓。

信中提及的四张照片即前面一组四张。R女士当指罗尔斯卡娅,当时她准备雕塑鲁迅半身像。

上海

1927年10月3日,鲁迅与许广平抵上海,寓共和旅馆。

次日10月2日记:晴。午前伏园、春台来,并邀三弟及广平至言茂源午饭,玉堂亦至。下午六人同照相。

前排左起周建人、许广平、鲁迅,后排左起孙福熙、林语堂、孙伏园
前照之另一版本

10月8日,鲁迅和许广平迁入景云里23号,正式同居。

11月16日记:下午往光华大学讲。

1927年11月16日,去光华大学讲演,摄于上海。
1927年11月16日,于光华大学讲演后,摄于上海。

光华大学是上海的一所私立大学,校名取“光复华夏”之意。鲁迅讲题为《文学与社会》。演讲前后各摄影一张。

1928年3月16日记:晚梁得所来摄影二并赠《良友》一本。夜译书至晓。

在景云里寓所, 1928年3月16日摄于上海。
同前
同前
同前

3月22日记:午后方仁来照相。

观广平兄此时神态,当未生海婴,则右侧青年为朝花社之成员王方仁也。

王方仁(1904—1946) 笔名梅川,浙江镇海人。1926年9月起在厦门大学国文系学习,为泱泱社成员。鲁迅在沪定居后他也随即到沪。所译《红笑》由鲁迅校订并介绍发表。1928年冬与鲁迅、柔石等成立朝花社。其兄开设的合记教育用品社,因在与朝花社业务往来中舞弊赖账,致使朝花社遭亏损而告结束。不久,他即往德国留学。

1929年5月13日,鲁迅自上海登车,回北京探望老母,15日抵京,6月3日自京返沪。计在京十九天,期间三度应邀演讲。

维基百科标注:1929年,鲁迅在北京对群众讲演。

按5月22日记:晚往燕京大学讲演。

5月29日记:(晚)七时往北京大学第二院演讲一小时。

6月2日记:晴。上午往第二师范院演讲一小时。

前两次演讲皆在夜晚,据照片光线,亦当摄于白天,故当是1929年6月2日,在北京第二师范院也。

1929年9月27日记:晴。晨八时广平生一男。

10月16日记:下午请照相师来为海婴照相。

1930年1月4日记:晴。海婴生一百日,午后同广平挈之往阳春馆照相。

观广平兄犹着棉服,海婴尚幼,非1月4日百日照,即3月27日半岁照。

阳春馆实春阳馆之笔误。后查中国美术馆“记忆星尘——纪念周海婴诞辰九十周年摄影艺术展”,确认为1930年1月4日海婴百日照。

3月27日记:雨。海婴满六阅月,午广平携之来,同往福井写真馆照相,照讫至东亚食堂午餐。

1933年4月,载于《现代》杂志第二卷第六期,题曰“最近之鲁迅”。
1930年,在北四川路寓所中,时日未知。

8月6日记:晚内山邀往漫谈会,在功德林照相并晚餐,共十八人。

文艺漫谈会合影,摄于上海功德林餐馆,前排左起第三位为鲁迅,鲁迅和郁达夫坐在一起,除了他们两个人睁开眼睛,其他人不约而同地闭着眼睛。

浙里绍兴公众号标注的日期是1936年8月6日,非也。这一天鲁迅日记的内容是:六日 昙。上午得赵家璧信并《苏联作家二十人集》十本。得时玳信。

日记既不合,且1936年8月,鲁迅已病骨支离,固无此照之精神也。又考郁达夫行迹,1936年应老朋友、福建省主席陈仪之邀,任福建省政府参议兼公报室主任。则达夫当时在闽而不在沪,亦甚明了。

9月10日记:昙,风。上午往春阳写真馆照相。

未审何时所摄,料海婴大小,则尚幼;度衣服厚薄,则春或秋,或宜定于此日也。

9月17日记:有人为我在荷兰西菜室作五十岁纪念,晚与广平携海婴同往,席中共二十二人,夜归。

“五十岁纪念”时所摄, 1930年9月17日摄于上海。

盖因鲁迅将五十大寿,上海左翼文化团体遂于9月17日在上海吕班路(今重庆南路)的荷兰西菜室秘密集会,为鲁迅祝寿,史沫特莱摄影,其中一张照片由史沫特莱寄往美国《新群众》杂志发表。

9月20日,鲁迅致曹靖华信:这里冷起来了。我也老下去了,前几天有几个朋友给我做了一回五十岁的纪念,其实是活了五十年,成绩毫无,我惟希望就是在文艺界,也有许多新的青年起来。

9月25日是鲁迅50岁生日,当日惟记:晴。午后同广平携海婴往阳春堂照相。

题:鲁迅,一九三〇年九月二十四日照于上海,时年五十。考日记,或后来题字时误记也。
9月25日同时所摄。题字:“海婴与鲁迅 一岁与五十”

1931年4月20日记:下午同广平、海婴、文英及其夫人并孩子往阳春馆照相。

后排右许广平,左雪峰夫人何爱玉,所怀抱者女雪明也。冯雪峰又有子名夏熊,1934年生。

文英即冯雪峰化名成文英。当时搜捕赤党甚严,为安全计,与左翼敏感人士交往,皆晦其名以掩藏其迹。

7月28日记,下午同广平携海婴往福井写真馆照相。

柔石等牺牲后,因谣传鲁迅被捕,在北平的鲁老太太忧心忡忡,频频来信询问。鲁迅遂以全家合影,以释母念。

有可能是前面一张没照好,或云在冲洗时损坏,7月30日因复记:理发。午后同广平携海婴复至福井写真馆重行照相。

为释母亲悬念所摄全家照,1931年7月30日摄于上海

8月22日记:晴,热。上午作翻译毕,同照相。

1931年8月22日,鲁迅举办的木刻讲习会结业合影,摄于上海。前排右起第三人为鲁迅。

10月26日记:以海婴照相一张,茶腿一只,托人寄赠王家外婆。

茶腿,即火腿也。

1932年3月,因鲁瑞老太太生病,鲁迅回北京探望,与许广平书信中提及:她(指周母鲁瑞老太太)和我们的感情很好,海婴的照片放在床头,逢人即献出,但二老爷的孩子们的照相则挂在墙上。初,我颇不平,但现在乃知道这是她的一种外交手段,所以便无芥蒂了。

又3月20日,于致李秉中信中提及:当漂流中,孩子忽染疹子,任其风吹日炙,不与诊视,而竟全愈,顽健如常。照相久未照,惟有周岁时由我手抱而照者一张在此,日内当寄上,俟较温暖,拟照新片,尔时当续奉也。

次日日记亦载:寄秉中信并海婴一岁时照相一枚。

当即之前所录1930年9月25日照也。

后来周令飞有一照片,立于此照旁,祖孙三代,亦颇可喜。

周令飞与祖、父照片合影。

3月22日,鲁迅果然如信中所言,“拟寄新照”,准备去拍照了,不料却没有拍成。据日记载:访春阳馆照相馆,其三楼被炮弹爆毁,而人皆无恙。

5月6日记:晴。午后同广平携海婴往春阳馆为之照相。

则春阳馆此时已经恢复正常,可以拍照了。

9月18日记:晴,午后同广平携海婴往春阳馆照相。得文尹信并赠海婴金铃子壹合,叫呱呱二合,包子一筐。

11月9日记:夜三弟来。交北平来电,云母病速归。

鲁迅念母心切,即于次日购票,11日从上海出发,13日抵北平西三条宅,则母病已稍愈。即留至11月28日,离京返沪。计在京15日,受邀演讲五次,有一日而讲两次者,独清华朱自清之邀约为鲁迅所拒,未详何故。

1932年11月27日,在北京师范大学操场演讲时
同前,此照与维基百科所标注1929年北京演讲者冲突,或以此日为准。
同前

1933年2月17日记:昙。晨得内山君笺。午后汽车赍蔡先生信来,即乘车赴宋庆龄夫人宅午餐,同席为萧伯纳、伊、斯沫特列女士、杨杏佛、林语堂、蔡先生、孙夫人,共七人。饭毕照相二枚。同萧、蔡、林、杨往笔社,约二十分后复回孙宅。绍介木村毅君于萧。傍晚归。

1933年2月17日,鲁迅与萧伯纳、蔡元培合影,在上海宋庆龄宅。
同前
左起,史沫特莱、萧伯纳、宋庆龄、蔡元培、伊罗生、林语堂、鲁迅。立于蔡元培身后者为伊罗生。

2月24日记:访蔡先生。午杨杏佛邀往新雅午餐,及林语堂、李济之。

1933年2月24日摄于上海,与杨铨(中)、李济之合影。

5月1日记:下午往春阳馆照相。

“五一”国际劳动节所摄, 1933年5月1日摄于上海。

是日鲁迅拍摄三张照片,两张穿外套,或端坐,或侧身坐,均取上半身。照片上鲁迅所穿毛背心系1926年末在厦门时,许广平所赠。

1933年夏,鲁迅与内山完造,装束一致,或在同一日。

5月26日记:晴。午后得黎烈文信。同姚克往大马路照相。

为斯诺编译《活的中国》所摄,1933年5月26日摄于上海。
当天与姚克的合影
同前
绍兴鲁迅故居定为1930年5月1日所摄,较当日所摄,装束神态俱不同,或以此日为准。

美国记者埃德加·斯诺翻译了鲁迅几篇作品,准备编入《活的中国》出版,极盼得到鲁迅一张近照。他托姚克向鲁迅寻求支持,鲁迅拿出一些照片让姚克挑选,姚克看后觉得都不能把鲁迅的性格传出神来,于是提出重拍。

实际上两人去了南京路上的雪怀照相馆,照相两张,一张是鲁迅的单人半身像,另一张是两人的合影。鲁迅对单人像很满意。此照片最早与斯诺撰写的《鲁迅评传》一起,刊登在1935年1月出版的美国《亚细亚》杂志上,以后又刊登在1936年底英国伦敦出版的《活的中国》一书的扉页上。鲁迅逝世后,万国殡仪馆供人吊唁的巨幅遗像,就由这张单人照放大而来。

9月13日记:昙。上午同广平、海婴往王冠照相馆照相。

1933年9月13日合影,摄于上海
五十三岁生辰,1933 年9月13日摄于上海。

9月17日复记:下午以照相分寄母亲及戚友。

10月26日,鲁迅致罗清桢信:照相另封寄上,这是今年照的,但太拘束了,所以并不好。

12月5日复致书清桢:我的照相,如未著手,希暂停。这一张照得太拘束,我可以另寄一二张,选相宜者为底本也。

可见他是非常不满意了。然而我觉得状态极好,笼罩在白色影调里,画面干净,阴影柔和,虚化刚好,眼神笃定而沉着,没那么有攻击性却也不乏威严。往后就老态渐露,不复此时精神面貌矣。

12月5日同日记:下午海婴与碧珊去照相,随行照料。

碧珊即周建人女周晔,鲁迅常呼之为“小瘪三”,爱称也。日记则曲笔雅之,谐其音为碧珊也。

1934年5月10日记:晴。上午内山夫人来邀晤铃木大拙师,见赠《六祖壇经·神会禅師語録》合刻一帙四本,并见眉山、草宣、戒仙三和尚,斋藤贞一君。得烈文信并《自由谈》四月分稿费十六元。得猛克信,即复。得静农信,即复。寄动向社稿一篇。林语堂函邀夜饭,晚往其寓,赠以磁制日本”舞子”一枚,同席共十人。

1934年5月10日,与日本铃木大拙等合影,摄于上海内山完造寓所前

8月29日记:井上芳郎、林哲夫来谈。

1934年8月29日,在千爱里避难与内山完造等合影

8月31日致母亲书:海婴这人,其实平常总是很顽皮的,这回照相,却显得很老实。

盖8月2日有记:以海婴照片一幅寄母亲。但未知此照摄于何时也。

1935年10月21日记:午朝日新闻支社仲居君邀饮于六三园,同席有野口米次郎、内山二氏。

1935年10月21日摄于上海闸北六三园,左内山完造,右当为野口米次郎。

当日发生了一些口角。据当事人回忆,会谈临近结束时,野口突然问鲁迅:“既然中国政府这样腐败,不如像印度让英国托管那样,让日本来代管中国。”鲁迅闻言颇为不快,即反唇相讥,遂不欢而散。

1935年摄于上海。
1935年,当在同一时间。
约1935年,在大陆新村寓所附近,或与前照同日所摄。

12月23日记:晴。上午以广平及海婴照相寄母亲,附书二本,赠和森之子。

1936年初,鲁迅患病,时轻时重,历时数月。

2月11日记:昙。上午得河清信。午内山君邀往新月亭食鹌鹑,同席为山本实彦君。

1936年2月11日摄于上海新月亭,则中者为山本实彦

据武继平于2017年刊载的论文《鲁迅晚年的政治嗅觉——以鲁迅与日本三大文人的交往史实考订为中心》,山本实彦是日本的出版商,改造社社长,与当时鼎鼎大名的日本文学家横光利一关系匪浅。此次宴请鲁迅,实因横光利一将于本月访问上海,故有心安排鲁迅与之会面。

不过会面似乎没什么结果,山本实彦不久返回日本,即写了一篇题为《从上海到S》的随笔,发表在同年第6期《文艺》上。文中提到:“席间鲁迅与横光君二人的谈话虽然没有围绕文学问题方面的争执,但无论是文学方向、文学目的还是兴趣爱好,二人之间差别悬殊,这一点通过杂谈闲聊得到了确认。”

2月24日,鲁迅的日记但云:昙。午山本实彦君赠烟卷十二合,并邀至新亚午餐, 同席九人。

一笔带过,甚至没有提到横光利一的名字。而横光氏则在随后的通讯中如此写道:

二月二十四日。上午九点半抵上海。至友人今鹰家正上楼梯,听得楼下有人大声在喊,一看下面原来是山本实彦先生。本想下去跟他聊几句,可转念又觉着还没跟今鹰打个招呼,于是径直上二楼喝了一杯茶,跟着就下楼进了内山书店。鲁迅、山本实彦和内山书店老板三人已经在书店里等着了。鲁迅说由于昨晚为改造社写稿熬了通宵,面色苍白胡子拉碴却长得一口好牙。之后,跟他们几位去南京路新雅餐厅蹭了一顿中华料理。

横光利一.抵达巴黎之前(第一封信)[J].文艺春秋.1936(5).

同样平淡略过,绝口不提谈话的内容,看来确实是话不投机。而且他竟然没看出来,鲁迅那一口好牙都是假的。


3月23日记:午后明甫来,萧军、悄吟来;下午史女士及其友来,并各赠花,得孙夫人信并赠糖食三种,茗一匣。

大病初愈后在大陆新村寓所门前, 1936年3月23日摄于上海。

明甫,即茅盾;悄吟,即萧红;史女士,指史沫特莱,“其友”,是英文《中国呼声》编辑格兰尼奇。两人为了解东北人民抗日斗争情况,请鲁迅邀萧军、萧红等来谈义勇军活动情况,茅盾担任翻译。

10月2日记:下午徐懋庸寄赠《小鬼》一本。明甫来。Granich 来照相。是日不发热。

10月8日记:午后往青年会观第二回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。

1936年10月8日摄于上海八仙桥青年会,沙飞摄。

1936年10月,第二回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巡展到上海。鲁迅一贯支持新兴木刻运动,关心青年艺术家们的成长,因此不顾病中体弱,参观了展览会。参观过程中,鲁迅坐下来与青年木刻家和外国记者交谈。沙飞为摄影。

同前照
1936年10月8日摄于上海八仙桥青年会,沙飞摄。
鲁迅有一张仰面大笑的照片,颇为人知,实沙飞摄于同日也。疑有剪裁。

10月18日记:十八日 星期。

次日,鲁迅死。


鲁迅身后事,


后记:本文照片,多取自绍兴鲁迅故里的照片专栏,原本要在此致谢的。不过这些照片都尺幅窄小,质量粗糙,实在难以满足观览的需求。以后若有更好的版本,随时替换,才算是真正的功德圆满。

我忽然就想到一件不相干的事。清朝康熙年间,有一个叫聂璜的民间画家,画了一套叫《海错图》的画册,极为生动。后来便辗转流落到宫里,颇为历代皇帝所喜爱,因之装裱成四册。抗战时期,故宫文物南迁,经历各种颠沛流离阴差阳错,这整套的海错图就分开了,三册回到了北京故宫,另一册则被带到了台北。

台北故宫的那一册,官方早就扫描好了高精度的版本,共享在网络上,pdf格式,人人可以下载欣赏。而北京这三册却没有这样的福利,只有纸本印行。我实在是很喜欢这本画册,因此掏银子买了一套,接近三百块。

国内的博物馆、图书馆,数码化程度都相当落后,与国外的同行相比,不免令人胸闷气短。这里面大概有主事者的心态问题,也可能有执行时的技术问题,总之就是小里小气,让人怀疑他们是不是打好了小算盘,非要让观众买票上门,好多赚几块游客的钱。

由此想去,时势日变,如今的风气早已不同往日,互联网的开放精神是日见枯萎了。网络巨头跑马圈地,以成垄断之实,小网站和自媒体也纷纷乘时而作,冀图在这样的时代里分一杯羹,早日成功变现。即便是公益机构,首先想的也不是造福大众,如何做一些切实有益的事情,都去搞什么文创周边,好处当然也有一些,然而更多的还是想着如何以此获利。

国内的事情,大抵如此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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